2．分论坛

16个分论坛就“国际化与本土化”、“教育与社会分层”、“费孝通与中国研究”等共计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国际化与本土化”专题研讨中，中央财经大学的王建民关于“推”的理论和方法论思考试图说明，对中国人思想与行动的理解需基于中国独特的制度精神和生活底蕴，避免以抽象的概念或理论遮蔽鲜活的日常生活。华中科技大学的郑作彧分析了德国社会学的“草创－中断－美国化危机”的历程，发现其跟中国社会学发展有某种相似之处，使得德国的去美国化经历值得中国借鉴。

“教育与社会分层”专题研讨中，复旦大学的李煜和唐俊超以分流的“制度性排斥-适应假说”来澄清教育不平等的内在机制过程，从而对“成就-决策”理性选择理论框架进行修正。南京大学的吴愈晓和张帆聚焦于分析与祖辈同住对不同阶层与家庭结构的青少年的社会发展所具有差异化效应，并检验祖辈影响子代的作用机制，发现现代社会中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对家庭亲属网络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微观机制投入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的赵延东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卢阳旭基于一项全国性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通过分析博士生对导师的满意程度，探讨了当前不同学术权力对中国大学文化的影响，发现遵循传统学术文化和师道规范的导师更受学生欢迎，这一结果可能喻示着虽然当前中国大学文化日趋分化、复杂，但学术文化仍占据主流地位，管理文化和商业文化尚未形成根本性的“僭越”。

“费孝通与中国研究”专题研讨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石英从“费孝通悖论”、“人工智能”、“以科学规范人文”、“暗知识”、“让科学归于人文”五个方面论述了人工智能视域下的社会学“费孝通悖论”求解的相关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的王小章认为，在费孝通看来，要以中国的方式走向人类现代文明并进一步推动这个文明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需要依靠人类情怀和中国道路。陕西师范大学的段塔丽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为脉络，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视角，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和探讨中国社会学40年中，作为重要分支学科的中国婚姻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动向、价值取向、时代特征，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等问题，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婚姻家庭社会学今后的研究路向、研究方法及研究重点问题进行了展望。

“城市问题研究”专题研讨中，中山大学的蔡禾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城市房价变动数据，分析在房价上涨背景下城市居民的房产拥有状态及其对主观阶层地位认知的影响，审视中国的住房财富分化与阶层意识的群体差异，发现在快速变动和分化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焦虑日益滋生和增长。华中师范大学的符平通过研究发现，网约车平台企业在建构新型控制观失利的背景下，回归传统机制降低了其市场风险，进而使出租车市场治理体现出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因此借助“互联网+”推动传统市场的转型仍然任重而道远。华东理工大学的黄玉琴和孙婷婷从“互动论”的视角探讨了“相亲角”这一城市空间中主要行动主体的自我呈现和彼此互动，以此来理解城市公园中“相亲角”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意义，论述了爱情/婚姻与现代社会所代表的现代性之间的关联，以及人们在现代城市中的生活处境。

“Social Mobility and Migration”专题研讨中，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Mark Western采用1986年、1995年、2005年和2014年进行的四项全国性调查，对1900年至1996年间出生的澳大利亚男女的代际阶级流动性进行了研究，并解释了这种阶级流动和代际流动的方法为什么适合中国的情况，确定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各个方面，以及呼吁在比较语境中对中国的代际流动进行一项新的研究。University of Calgary的Josephine Smart报告了在中美洲（巴拿马和伯利兹）和广州（2013-2018）收集的人种学数据及21世纪中美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跨国联系的过程和结果，展示了海外华人在取得东道国企业所有权过程中，如何策略性地运用亲属关系、地区及辩证关系网络，以及以信任为基础的循环信贷计划，来揭开近代华人移民在中美洲创业成功的神秘面纱。University of Calgary的Alan Smart以香港为个案，以35年的人种志及档案研究为基础，集中探讨经济上的非正式性是如何运作及其如何与正式程序相互作用，并展望未来，考察了在智慧城市项目中非正式性是如何被抑制的，以及忽视非正式社会性和经济对城市活力的重要贡献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Texas A&M University的Jieming Chen和Xi’an Jiaotong University的Shun Zhang的研究旨在探讨代际关系对我国老年人主观身份认同的影响，认为年长父母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受其与成年子女关系的影响，该研究有助于更细致地理解分层体系，并发现代际关系可能“软化”社会不平等的尖锐边缘。

“社会工作”专题研讨中，复旦大学的赵芳和徐伽通过对上海市某男性戒毒所内24名戒毒人员的深度访谈，以“转折——持续——轨迹”为研究脉络，分析吸毒人员走上吸毒道路以及复吸行为产生的整个历程，探索其行为背后的内在逻辑，希望通过叙事疗法和社会支持体系并结合其他戒毒措施，帮助其重新进入到正常的社会关系与角色中。中国政法大学的熊贵彬运用逻辑回归分析策略，较为系统检验了北美循证矫正和犯罪社会学的若干经典结论，结果显示，由于综合型管理，社会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重犯风险，并建议在社区矫正系统同时招聘刑事司法和社工两方面专业人员，放开假释制度，切实落实居住地执行。西安市社会科学院的张永春和西北大学的黄晓夏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支点，构建了一个失能老人照护多元协同供给机制模型，认为政府是照护掌舵者，家庭、社区、机构、市场、非营利组织为照护提供者，必须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并明确各方责任，最终形成一个多元化协同提供失能老人照护服务的良性运作机制。西南财经大学的韦克难、陈晶环和周炎炎以六省市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认知行为理论的视角出发，将儿童自我保护观念强弱作为儿童受到伤害的内因进行分析，提出应积极地提高儿童保护的自我认知，包括通过提高全社会保护儿童的意识水准，提高监护人保护儿童的意识水准，最后通过儿童社会化的内容来影响儿童保护的自我认知等研究启示。

“环境治理”专题研讨中，云南民族大学的包智明的研究提出，牧区城镇化与草原生态治理需要重新审视牧民的主体性地位，并充分认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牧民的流动性特征。河海大学的顾金土借鉴鲍曼对现代性的分类，提出了“流动性污染-固定性污染”的新分法，进而以东部地区的“1.10”水污染事件为案例，分析了流动性污染的内涵、特征，并得出流动性污染是资源在流动过程中脱离正常的管控范围，其最大风险发生在边缘社会地带的交接环节，相应环境治理需要从空间场域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入手等研究结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林亦府分析了2017年以来黑龙江省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跨界别的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如何分工、协作与制衡，剖析了三个主体参与秸秆禁烧政策执行的特征，即政府主体强势主导，企业和社会主体被动参与，未能实现真正的协同治理，且三者写作有属地界限，且受资源制约，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秸秆禁烧政策执行实践的认知，有助于理清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跨界别主体的参与特征，对地方政府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数据研究”专题研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华珊以中国社会学三本核心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6-2016）、《社会学研究》（1986-2016年）与《社会》（2006-2016）所发表论文为研究素材，运用文本语义分析手段，对三十年来社会学知识空间进行了测量，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考察了三十年来社会学知识空间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从而反映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南京大学的陈云松对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应用的研究提出，基于机器学习的社会预测，从兄弟学科中汲取了行之有效的模型和方法，从社会调查数据和大数据中获得了可用的经验资料和测试资料，具有获得“潜藏指标”、挖掘“影响因素”、助力“因果推断”和实现“数据增生”的四个方面的重要价值，将成为社会学定量分析的重要新范式。中山大学梁玉成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出发，介绍了机器学习在社会科学中的广阔应用前景。

“社会学理论反思”专题研讨中，北京大学的谢立中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从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出发，我们就能够建构出一种话语多元主义立场，并将在鼓励我们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的同时又允许我们追求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华中科技大学的雷洪以展示研究中的现象、指出质疑点、提出讨论的问题的方式，分别质疑和讨论了九个问题：研究对象的“主体错位”，研究内容的“虚假问（命）题”，概念（变量）的“无意转换”，变量关系的“任意关联”，研究资料的“调查万能”，研究理论的“运用即适用”，研究方法的“结合和综合”，研究对策的“建议神话”，研究价值的“泛化意义”。厦门大学的易林介绍并简单评析了学术界持续存在的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和交互文化主义之争。华东政法大学的李峰认为对宗教的分析不能脱离社会这一母体，应坚持“从社会透视宗教”的逻辑，并区别了西方社会的出现的宗教私人化是其个体主义发展到当下之个体化的结果，而我国出现宗教信仰表达更多呈现的是私密性，其实质是没有个体主义的个体化之产物。